不久前写过一篇《语言学家写。

这本书是根据一九八一年版本重出的，王力当时在《新序》里说：“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我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小品文”，一九四九年由观察社编入《观察丛书》在上海出版，印数甚少，流传不广。他说，“一九七三年，香港波文书局把它重印了，事先并没有通知我”。文革时期，波文的确重印了不少中国大陆的好书，给香港读书界带来了珍贵的粮食。记得六六年燃起文革的火焰之后，我们都沉迷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出的文史哲书籍，觉得装潢朴素，编校认真，书卷气浓郁似酒，可以醉人。那时候真的见到一本买一本，七三年我去英国之前绕到新加坡小住几天，居然在牛车水附近阴暗的华文书店买到一大堆这一类宝贝，全抬到伦敦去一慰乡思。

“凡是喜欢读书做文章，而不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，和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业，去博取安富尊荣者，都可认为书呆子。”王力这样说。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虽然痛恨中共乱搞十年浩劫，却又深深爱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十几年出版的文史新书古籍，一任矛盾迷惘的心情随着猎书的喜悦与沮丧沉沉浮浮，也许也算进入了王力所说的“纯呆的境界”。是这样的呆气，逼着我们买下好几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；是这样的呆气，逼着我们苦读封面那么雅致《燕山夜话》初版本；是这样的呆气，逼着我们研究马列着作中译本的翻译技巧。同样是这样的呆气，逼着王力连报纸上的文言文问题都不放过。那是一九四十年代，他说：“报纸上的文病虽多，而最利害的病却是存在文言文”。当时白话文已经提倡了二十多年，报纸上的电讯新闻仍用文言文。王力说：不是说报纸上没有一篇好的文言文，“蒋委员长的宣言中，所有文言文都是好的。”；《大公报》上不少社论是用白话化的文言文写的，全当得起“明白通畅”四个字。他不能忍受的文言新闻是“日军被予以痛击”、“已由伍德劳夫少将予以见矣”、“日本苟再行推进，其所遭遇之抵抗力量亦必更行重大”。他说这种种句法文品不高，读起来比白话更繁。王力提倡报纸文字一律用白话。